袁氏家族在嘉善的起落颇具戏剧性。这个明初家道中落的家族，以不懈的道德追求和孜孜的求学姿态，在经历一个多世纪的磨难后，最终重新掌握了家族的命运。祖上以积德行善来“庇荫子孙”的理想，最终在袁黄身上得到应验。袁黄“善”思想的形成，除云谷禅师点化顿悟外，更有着家族起落的教训、三教会通思想以及王门心学的交织影响。可以说，在晚明众多思潮的激荡中，在众多人物因缘的交互影响下，造就了袁黄“善”思想，让他写下了《了凡四训》这部广传于世的不朽作品。

　　家世对了凡思想形成的影响

　　袁家先祖是中原人，自“陈州（今河南淮阳）徙江南，散居吴越间”。大约是在南宋末年，袁家的一支——袁黄的九代祖袁富一，由桐乡崇福镇东南的“语儿溪”迁居陶庄净池。到袁黄的高祖袁顺时，袁家在陶庄已拥有40多顷地。

　　明初的土地集中尚不明显，即使在与嘉善毗邻且更为富裕的苏州府，大多数地主的地产不过数顷而已，整个苏州府，拥有40顷以上土地的大地主，也不过两户而已。因此，袁家在当时堪称富甲一方。

　　袁顺不仅是大地主，也是地方上著名的六经学者，“尤邃于经学，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三礼》、《春秋三传》”。同时，袁顺为人“豪侠好义，尚气节人，有急投之，不论寒暑早暮，辄倾身赴之”。他倡导成立了克己修身的社团——“礼义社”。在这个社团中，成员致力于类似功过格式的修身方式，并以各人所行善事的多少和难易程度来作出评价。社团成立后，“人皆勇于为善而奔义若赴”，促进了乡里的为善之风。高祖的这种努力，很可能对后来袁黄倡导功过格产生了强烈的正面激励。

　　然而，重视道德修身的袁顺却因反对明成祖朱棣的篡位，在“靖难之役”中牵涉入苏州黄子澄等密谋的匡复行动中，而致家道沦落。袁顺出逃吴江，绝望投河差点死掉，遂变姓名居住吴江。这一“谋逆”事件给袁家的打击巨大，不但“祖宗数百年之业荡然”，长子及其妻儿谪戍北平，更由于涉及到政治问题，一度连姓氏也被剥夺，极有可能出于避祸的考虑（科举考试需要申报父、祖、曾祖三代的姓名），袁家子孙几代人放弃了科举考试。

　　鉴于父亲的教训，从袁顺的儿子袁颢开始，袁家不得不接受残酷的命运安排，对家族的前途作出保守自救的策略。袁颢无奈地认为：“盖功名出处，原有定分……死生贫富，生来注定。”袁颢选择了从医，在他看来，“唯医近仁，习之可以资生而养家，可以施惠而济众”，可以绵延袁氏家族为善积德的一贯道德标准。从袁颢开始，儿子袁祥及孙子袁仁都是医生，甚至连曾孙袁黄也曾学习过一段时间的医学。

　　袁家选择从医，虽然有违儒家的经世理念，但也算是践行经世济民理念的选择了。作为以诗礼传家的袁氏家族，在无法正常追求政治地位的情况下，寻求相对正统的思想寄托，希望得到全新生存环境和社会认可，也是不足为奇的。在这样的动机下，袁颢虽“精医”，但“博学而隐于医”，“每诊辄以太素脉悬断祸福”，未将行医作为谋生的手段，“客至，惟谈名理，不轻为人诊”。

　　袁颢的次子袁祥入赘嘉善殳家，岳父殳珪为魏塘名医。与袁颢相似，袁祥更无意于医。在女儿10岁时，袁祥妻子亡故，殳家的医术再传于袁祥的女婿钱萼，而袁祥在了却这段心事后游历南京达两年之久，写下了《革除私记》、《建文编年》和《忠臣录归》。袁祥所写的这些书，在于表彰“靖难之役”死节之臣，记述建文遗事，承续的还是祖父的政治立场。可见“靖难之役”的哀愁，即使在两代之后，在袁家子孙心中仍是如此的浓稠。

　　袁颢固然有“死生贫富，生来注定”这样宿命式的悲观看法，但更相信透过阴德的积累，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庇荫子孙。在《家训》中，袁颢这样要求他的子孙：“吾家既不求仕，亦无心富贵。读书明道，约己济人，绝无分毫望报之意。惟愿学问日进，道德日盛，无愧于良民也。”

　　袁颢的这一以积德行善“庇荫子孙”的理想，最终在130年后，在其曾孙袁黄身上得到应验。对此，袁黄的父亲袁仁即以积德的观念来解析：“吾家积德不试者数世矣。子孙其有兴焉者乎？”袁黄后来也断言，科举的成功并不在于举子本人的能力，而在于祖先功德的积累。

　　袁家在“靖难之役”后虽家道中落，但毕竟还是有少量的家产（大约十分之一）保留下来。这也支持了袁氏家族在远离举业的同时，未远离儒学，且更能以超然的姿态专心研究儒学，并广博地吸收宗教智慧与传统的学问，而不落俗套。在《嘉善县志》“艺文志”中，袁颢、袁祥、袁仁名下都有数部著述，均可谓“著作等身”的大家。

　　在数代的努力下，袁家终于渐渐恢复了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。袁家的行医为他们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，他们与吴江的许家、平湖的朱家和嘉善的沈家、钱家这些富有家庭的联姻，也带来了一定的财富。如袁祥的第二次婚姻，娶平湖巨室朱氏之女为继室。这次婚姻为袁祥带来了巨大的财富，朱氏“资送甚厚”，又善于料理，袁家遂大起，在亭桥构筑了当时魏塘镇颇为显赫的庭院，袁祥并以55岁的高龄喜得贵子。到袁黄出生之际，尽管这个家族没有出仕为官的，但在嘉善的地位却已接近于“仕绅”。

　　袁黄的父亲袁仁是一位博学多能的人，除了对儒学六经的钻研，以及本业医学的专精外，尚精通数理象纬、水利、六艺等的学问。除了注重个人的治学与修为，袁仁也十分重视家庭教育。因此，袁黄从小就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，得到良好的身教和言教的启发，受到极佳的启蒙教育。

　　透过家族近一个半世纪的沉浮历史，依稀可以看到日后被袁黄奉为圭璧的“命自我造，福自己求”的人生信条的脉络痕迹。假如没有父祖辈为他打下的这条慧根，哪来云谷大师“当头棒喝”的点化呢？

　　三教会通思想的浸染

　　隆庆三年（1569），37岁的袁黄在落第后赴栖霞山访云谷禅师，由此走向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。

　　嘉靖、隆庆年间，佛教宗派中的禅、教、律渐显中兴景象，而南京则为江南佛教中心地区。云谷禅师本是嘉善胥山怀氏子，法号法会，别号云谷，是佛教界四大高僧三大师之一——憨山德清重要师尊，是晚明佛教全面复兴的先导者。据憨山德清记载：“江南从来不知禅，而开创禅道，自云谷大师始。”由此可见云谷大师在佛教界的地位。

　　相传两人会面时对坐一室，三昼夜不瞑目。正当云谷禅师在为这位老乡不起任何妄念的定静功夫感到惊奇时，没想到袁黄的回答，却让禅师感到深深的失望。

　　在拜会云谷禅师之前，袁黄的心情应该不会轻松。由于袁家的家学重“六经”而轻“四书”，加之袁黄所学十分广博，而当时的学术主流思想又渐趋于反对“空谈心性”，因此这样的家学传统与心学倾向皆与主流学派有所冲突，这给袁黄的举业造成了不小的障碍，因“中庸义太凌驾”而不得中式。而此前，孔老先生已算准袁黄此生不得登第，没有子嗣，甚至连命终之日都已算定，袁黄因此对此生随波逐流，淡然无求。

　　于是，云谷法会以禅宗的教诲，给予袁黄“当头棒喝”，使其由一个“荣辱死生，皆有定数”的宿命论者，转而相信“造命者天，立命者我”的命运开创者，并借云谷法会所授“功过格”的实践，得到了“福自己求”的丰厚回馈。

　　习医的背景，使袁黄与道家的学说关系密切，尤其是道家的养生功夫。袁黄在罢官以后，甚至对成仙之道产生兴趣，并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和金丹的方术。

　　但是，佛教对袁黄影响显然更大。父亲袁仁曾告诫他要“礼敬三宝”，并限制他接触崇儒废佛的思想。袁黄的母亲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。袁黄本人与佛门中人来往密切，可考者就有云谷法会、如谷慧空、紫柏真可、法本幻余、性空、妙峰及柔庵等人。袁黄常向嘉善、吴江的寺庙布施，也是嘉兴藏出版工程的最初组织者之一。

　　从“心学”渊源看，袁黄是一个较为激进的王阳明追随者。父亲袁仁曾与王门的王艮（心斋）、王畿（龙溪）等交游。王畿为袁黄父亲袁仁所写的传记中，提到王艮与袁仁相会，并引荐给王阳明，但袁仁终未入籍为阳明弟子。其后，袁仁听闻王阳明去世，还不远千里前去奔丧。袁黄本人曾师事王阳明的两个高足：王畿和罗汝芳（近溪）。王畿曾说：“武塘袁生表（袁黄）从予学习，聪明无比。”

　　在袁黄所处的时代，王门心学在嘉善极为流行。除袁黄外，当时嘉善不少文人也是王畿的学生，包括袁黄在《了凡四训》盛赞的丁宾以及吴志远等人。

　　由于袁黄对王门心学的坚持，在他出使朝鲜之际，竟然还掀起了一场不小的外交风波。客观地讲，《魏塘诗存》所记：“（袁黄）使朝鲜时，至清黄升座讲《大学》，率有百官朝服以听，称袁夫子，其名振外邦如此。”这样的溢美之词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。

　　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的5月，日本丰臣秀吉出兵侵犯朝鲜，朝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。当年8月，明廷以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，都督李如松为提督，统兵讨伐。时任兵部职方主事的袁黄，自愿疏请援朝，担任宋应昌的军前赞画（军事参谋）。

　　在朝鲜，袁黄发现学界宗奉朱子学而不容阳明学时，他惊讶的程度可想而知。尽管朝鲜陪臣孛元翼在《生祠碑记》对袁黄援朝时的勋劳予以正面肯定，但袁了凡与朝鲜士大夫论学，企图扭转朝鲜的尊朱学术风气的举动，却引起朝鲜儒者的沸沸扬扬和阵阵笔伐，连袁黄要求观看朝鲜的《国朝大典》也被朝鲜国王拒绝。朝鲜大臣成牛溪在《答皇明兵部主事袁黄书》中称：“今者邦国垂亡，上下皇皇，讲学之事，请俟他日。”他含蓄地批评袁黄在朝鲜国难当头的情况下，却要求朝鲜弃程朱理学而改弦易辙信奉王门心学的主张。他甚至评价袁黄做一个地方长官或军事参谋尚可，但“口诵南无，手画真言，而有知道者乎？”这一事件虽不见于中国史料，但却鲜明地记载于朝鲜文献。

　　此外，对袁黄产生很大影响的王阳明、云谷法会、王畿等人，均对心学或禅学具有很大的包容。

　　云谷禅师对王学的态度应当是友好的，他是阳明先生浙中王门弟子万表的方外之交。佛教界的四大高僧云栖祩宏、紫柏真可、憨山德清与藕益智旭，皆提倡三教融合之说，以“佛化儒道”的方式，将三教冶于一炉。

　　王阳明早年曾出入佛道二教，在儒、佛、道三教合一观念的流衍和变迁中，更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王门后学，大多近于禅释，主张三教合一。王畿为学渊博，贯通三教，“每讲，杂以禅机”，生前即有“近禅”乃至有“狂禅”之称，明代思想家李贽直称王畿为“三教宗师”。

　　袁黄之所以能在命运中获得转机、改过迁善，云谷禅师所起的作用十分关键，这既彰显了佛、儒在道德意识层面的融会贯通，也使得《了凡四训》传递的道德理念更民俗化，并成为佛、道二教劝化的入门读本。而在袁黄的《了凡四训》各章篇幅里，劝善思想又与阳明心学提倡的“良知”、“知行合一”不谋而合。从总体上说，在晚明众多思潮、环境及人物的交互影响下，袁黄的思想呈现出“三教合一”的兼容并蓄精神，并有浓厚的“心学倾向”。可以看出，袁黄这一晚明士人，在生活中汲取了多元的思想精华，在传统社会模式与多重信仰中进行思想会通，并身体力行走上实践的道路，这成为后来袁黄“善书思想”的起源。同时，袁黄“善书思想”的流行，从时间上来说，正与明末慈善事业的兴起同步，袁黄劝善的十项原则，部分则成为了陈龙正在嘉善创立的同善会的宗旨。